[摘 要] 从国外科技期刊开放获取的典型运作模式入手，分析政府、科研项目资助机构、出版商以及图书情报机构在开放获取中的角色作用，结合我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出版发展在运营模式、权利许可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提出我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出版的发展需要置于整个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的生态中，需要多主体协同参与：上游依托相关政策与版权制度建设，鼓励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形成明晰的权利许可关系；下游借助国家级开放获取统一发现平台，形成科技期刊集约化揭示共享，促进我国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出版形成良性发展系统。
自2001年12月《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议上发表，全球开放获取运动已如火如荼开展了近20年，相关政府部门、科研项目资助机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出版机构、图书情报机构都在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开放获取的对象也从期刊论文扩展到图书、课件、学位论文乃至科学数据，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得以通过开放获取方式传播，与之相关的开放获取出版、开放存储、开放数据、开放科学直至开放评价、开放创新等也发展迅速，满足了更广泛的创新需求。我国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出版进程却相对缓慢，这其中既有科技期刊的管理机制原因，也有版权开放的共享理念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外开放获取出版的典型做法及国内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出版现状进行探讨，以期对推动国内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有所参考。
一、国外期刊开放获取典型模式
以科技期刊为代表的出版物是正式科学交流的主要载体，科学信息生产者、科学信息对象、科学信息载体、科学信息中介以及科学信息用户构成了整个科学交流体系。[1]围绕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出版，除作者和终端用户外，无论是促进和支持科学信息生产的科研项目资助机构，还是作为生产源头的出版机构以及通过信息资源集成面向终端用户的图书情报机构，都在开放获取运动背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1.科研项目资助机构强制项目成果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运动以来，各国及地方政府通过立法或政策制定方式支持开放获取，规范和推动本国科研成果的开放共享。表1列出了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受政府资助的公共科研机构发布的开放获取政策。开放获取根据时效可分为立即开放和延迟开放，就目前已发布的政策来看，多数强调的是在科研论文出版之初即存储在规定的知识库当中，采取延迟开放策略，延迟时滞一般是在科研论文公开发表后的6～12个月。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影响较大的开放获取倡议包括“开放获取2020”（Open Access 2020，OA2020）国际行动计划以及开放获取“S计划”（Plan S）。2016年3月21日，德国马普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MPIAS）等发起“开放获取2020”（OA2020）倡议，致力于根据学术群体特定的出版物偏好，将当今大多数学术期刊从订阅形态转变到开放出版形态，通过将当前用于期刊订阅的经费转换为支持可持续开放出版的资金来实现这一转变过程。值得一提的是，OA2020面向的对象涵盖了大学、科研机构、科研项目资助机构、图书情报机构和出版机构等与开放获取出版相关的所有参与者。截至2019年年底，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40多个研究组织代表4600多家机构签署了《OA2020开放获取学术期刊大规模实施意向书》。[2]在OA2020的基础上，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于2018年9月4日发起了相对激进的S计划，计划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由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 11 国以及ERC拨款支持的科研项目都必须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完全开放获取期刊或出版平台上。目前包括英国研究与创新协会、法国国家研究局等在内的11个国家级资助机构签署了该计划。[3]
2.商业出版机构的开放获取模式转型
目前，国外主要的商业出版机构多数已向作者提供了开放获取出版选择，除完全开放获取期刊（整本期刊论文均为开放获取）外，在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中，作者可以选择以开放获取或传统方式发表论文。虽然获取方式是开放、免费的，但不可否认，即使是开放获取期刊也有出版成本，因此付费机制仍是开放获取期刊运营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开放获取出版的基本运营模式是将原有由图书馆和终端用户支付的订阅费用变为由作者（或作者所属机构、资助机构）支付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但也有少数开放获取期刊，特别是一些新创办的期刊，为争取优质稿源，不收取任何费用，期刊的出版成本完全由期刊主办或资助机构来承担。
在基本的运营模式基础上，商业出版机构为迎合开放获取出版，赢取更多利润，各大出版机构针对科研机构推出了“一揽子”方案，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是“预付费+会员折扣”。例如，科研机构可预存一部分资金到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的机构账户中，支持符合条件的机构人员以开放获取出版方式在Taylor & Francis期刊上发表论文。由该基金支付的APC可享有折扣，预存的费用越多，可享受的折扣就越大。预存金额最低为8000美元，最高可享受30%的折扣率。
此外，在开放获取出版增值服务方面，Taylor & Francis开发了在线工具Research Dashboard，能够支持科研机构跟踪所有以该机构名义在其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情况，并同步更新至机构知识库；便捷获取论文相关基本信息，包括作者、期刊、DOI（标识符）和补充信息等；对机构预存费用进行管理，例如对拟发表文章是否使用机构预存费用支出APC进行在线审批。[4]
3.政府或科研机构主导集中存储与开放平台建设
针对开放获取资源存储分散的特点，全球范围内在期刊、出版机构、科研机构以及更广泛的维度构建了开放获取资源的集中保存与服务平台。按照平台的服务受众范围划分，可以分为机构知识库和公共服务系统两大类。
机构知识库以机构内部使用为主的，一般由大学、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等创建和维护，其中以大学对其成员的学术成果进行存储居多，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D-Scholarship仓储、美国能源部的Information Bridge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D-Space系统等。[5]截至2019年年底，全世界在开放获取知识库登记网站（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ROAR）上登记在册的开放获取知识库数量为4725个，而2009年3月的统计数据为291个。10年间，全球的开放获取知识库数量增加了4434个。[6]
另一类开放获取知识库则是以面向社会公众服务为主，提供论文检索、全文获取路径指引乃至全文浏览与下载服务。在这一类平台中，最为知名的是由瑞典的隆德大学图书馆开发的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截止到2019年年底，DOAJ已经集成了来自于130个国家的14144种期刊，约450多万篇论文可直接获取全文。[7]此外，在生物医学领域，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于2000年2月建立PubMed Central（PMC），目前存储的期刊论文全文达到590万篇。[8]除面向终端用户的论文检索浏览功能外，由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开发的日本科学技术信息集成系统（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ggregator, Electronic，J-STAGE）则是致力于推动本国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出版，通过J-STAGE与外部文献信息网站的中转系统“JST链接中心”（Japan Link Center，JaLC），J-STAGE中的文献与ChemPort、PubMed等国际最知名的二次文献数据库以及CrossRef引文链接服务系统建立双向动态链接，在方便科研人员使用的同时有效提高了本土科技期刊的国际显示度。[9]
二、我国期刊开放获取的瓶颈
在全球科研论文开放获取的大趋势下，我国的科研机构以及科研项目资助机构也正在努力支持科研论文的开放获取。2004年5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柏林宣言》，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开放获取政策制定与知识库建设进程。[10] 2014年5月1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发布。[11]同日，《中国科学院关于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发布。[12]两家机构均要求得到公共资助的科研论文在发表后把论文最终审定稿存储到相应的知识库中，在发表后12个月内开放获取资源进行集成揭示与服务。此外，包括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的Socolar项目、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基础上升级而成的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China Open Access Journals，COAJ）以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承担实施的国家科技学术期刊开放平台等在内的开放获取资源服务系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收录了中外文开放获取资源。但就整体而言，现有平台仍难以全面揭示各类开放资源，特别是中文开放科技期刊的集成现状与国内整体科技期刊出版数量差距较大，COAJ收录期刊660种，[13]国家科技学术期刊开放平台收录期刊900余种，而国内科技期刊总量约4973种（不含军队系统出版的科技期刊）。[14]从开放获取出版的核心环节以及直接实施主体——期刊出版社角度来看，我国在开放获取出版之路上所面临的挑战则更是严峻。
1.囿于期刊传统运行模式，分散经营不利于集中开放
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相比，我国科技期刊出版的集群化、市场化程度仍相对比较低，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统计显示，主管、主办和出版单位分布总体上较为分散，平均每个主管单位主管3.84种科技期刊，平均每个主办单位拥有1.61种科技期刊。[15]这种分散的经营格局导致我国科技期刊的技术能力欠缺，整体数字化规模效益不高，难以开展集中式开放获取。在传统的科技期刊运营模式下，除了上级单位的经费支持以及作者交纳的版面费外，纸质期刊的发行订阅以及广告是最主要的两个收入渠道，这都以纸质期刊发行为前提条件。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期刊一旦选择开放获取出版，纸质期刊的发行将会在当年或下一年取消，仅对个别用户需求提供按需印刷服务，因此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对期刊出版社的收入结构产生影响。目前国内较多所谓的开放获取期刊采取的方式是在网站上允许用户免费获取电子全文，但同时保持纸质版期刊发行量，部分期刊为了不影响纸质版期刊的订阅量，采取电子版延迟开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的效果。
2.“独家刊”协议削弱期刊出版社在开放获取上的自主权
随着全球开放获取运动进程加快，以及国家对于精品科技期刊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部分期刊出版社试图通过开放获取出版提高期刊显示度，通过促进被引率提升学术影响力。国外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出版的路径有两种，一是借助自身期刊声誉和技术平台优势直接将传统期刊转为开放获取出版，这也是较多知名出版机构的做法；二是利用第三方平台进行开放获取出版，类似于日本的J-STAGE平台。从我国科技期刊出版情况来看，由于办刊分散，期刊出版社自身技术力量薄弱，导致期刊出版社并非是数字出版主体，而是由商业平台所代替。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为了快速实现内容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提升数字经营效益，较多期刊出版社选择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等数据库平台合作甚至是同时与多家平台合作，中文数据库的资源同质化问题由此产生。在此背景下，为了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数据库商与期刊出版社在早期签署了各种各样的独家出版协议，约束期刊出版社对论文的开发利用以及扩大合作，造成了当前部分期刊出版社与第三方开放获取出版平台的合作受到制约。此外，我国目前较多优质期刊在“借船出海”的理念下选择与爱思唯尔（Elsevier）、施普林格（Springer）等国外知名出版商合作出版，相关合作协议内容使得自有期刊是否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的自主权也并不完全掌握在期刊出版社手中。
3.面向开放获取出版的版权管理制度建设尚不成熟
在我国，对于“什么是开放获取”这样的问题，部分期刊出版社将其等同于在网站免费开放全文，而忽略了开放获取资源的版权特征与标识说明，而清晰的权利许可管理正是开放获取资源与网络免费开放资源的一大区别。在国外开放获取期刊中，无论是出版机构网站介绍、期刊介绍还是单篇PDF全文中都会对其所遵循的开放协议进行专门声明，在保护作者权利的同时规范后期传播利用。目前开放获取资源普遍遵循的是知识共享许可（Creative Commons license，CC协议）。基于CC协议，出版机构与作者之间也会就具体的权利许可明确说明，例如，在施普林格与作者签署的许可声明中明确“论文一旦出版将遵循CC BY4.0许可协议”。[15]相比而言，我国虽有较多期刊已在网站中公开发布了全文，但无论是从网站还是单篇论文中对于权利许可的声明描述和标识说明都相对比较简单、模糊甚至缺失，例如根据武学良等针对中国科学院所属期刊开展开放获取情况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期刊未与作者签署开放获取协议，开放获取法律意识不强，[16]这为后期科研论文的进一步传播与利用埋下了版权纠纷的隐患。
三、开放获取出版策略设计
从国外大型商业出版机构面对开放获取趋势的做法以及运行现状来看，开放获取出版已经成为出版界的运营模式之一，我国科技期刊亟待根据自身办刊特点，形成相应的开放获取出版策略，重点需要从平台建设、机制建设以及版权管理三个方面入手。
1.建立国家级开放获取期刊统一发现平台
鉴于我国目前科技期刊办刊主体分散，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等现状，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依靠期刊出版社自身力量完成传统出版向开放获取出版的一站式跨越，因此通过第三方平台支持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整合原本分散的开放获取资源，将期刊影响力的提升从内容驱动转变为内容、技术以及服务共同驱动，是我国科技期刊实现开放获取的必经之路。从第三方平台建设情况来看，开放获取的免费共享理念与商业平台的资源垄断经营策略相抵触，且平台之间在资源层面长期存在竞争关系，任何平台都难以达成资源的完整覆盖，因此需要由国家级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主导，在资金和技术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建设开放资源的统一发现平台。
在资源建设方面，平台与期刊出版社的合作分为元数据和全文两个方面。为了达成统一发现功能，期刊出版社必须向平台提交元数据，实行统一存储，数据项包括题名、关键词、摘要、作者等信息。数据提交方式包括期刊出版社直接提交、授权平台从网站等途径采集获取或通过API（应用程序界面）接口允许平台直接从期刊编辑系统进行数据收割。对于全文建设，平台建设的最低目标包括两个：①全文链接地址，只有有效的全文链接才能保障用户在检索到所需论文后对相应全文的稳定获取；②全文分布式存储，根据期刊出版社技术力量及发展策略，用户既可以通过全文链接至期刊网站，以保证网站流量，也可以将PDF格式全文与元数据一同存储在平台，便于用户直接在平台浏览和下载全文。此外，平台还需具备期刊出版社宣传页面，以期刊出版社、主管单位等为单元，对所属期刊进行专门介绍，明确的期刊信息是宣传期刊及吸引作者了解期刊的窗口信息，开放获取出版过程涉及的权利许可约定也应进行重点说明，帮助作者了解并接受开放获取出版方式。
在平台服务功能方面，对科研用户而言，在期刊论文的检索浏览等一般功能外，基于相关知识组织工具，强化对平台资源基于知识单元的整合与可视化分析，拓展平台的知识化服务水平。对期刊出版社而言，平台服务体现在两个工作环节，一是基于基础数据实时监测和分析所属期刊的利用情况，包括被引数据、检索浏览等用户使用数据，为期刊出版社调整办刊策略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在平台服务前端增设数据传输服务，与期刊出版社编辑系统对接，实现内容数据与系统的实时对接，既减少因数据传输为期刊出版社增加的工作量，也能够增强数据更新时效性，加速内容传播利用。
2.培育和优化科研论文开放获取生态
开放获取相关利益主体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科研项目资助机构、期刊出版社、图书馆、科研用户等。要推进科技期刊开放获取，需要立足于科研论文高效传播，构建开放获取生态，激发包括政府、基金组织、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的积极性，这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出版。
期刊出版社、图书情报机构、科研用户是开放获取出版与服务最为直接的参与者。科研用户既是科研论文的生产者也是利用者，有调研结果显示，“习惯于现有的学术信息获取渠道”是阻碍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利用开放获取资源的因素，因此需要引导科研人员使用开放获取资源及途径，鼓励科研成果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传播与利用。期刊出版社作为开放获取出版的行为主体，需要认真把握开放获取趋势，积极开拓针对开放获取出版的运行模式创新。随着高水平开放获取期刊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资助机构提供专门经费支持开放获取出版，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议研究人员将论文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上，科技期刊出版的新业态将势不可挡。图书情报机构作为开放获取资源的整合者、服务者，特别是国家级保障系统层级的机构，应该利用其信息资源整合优势，主导或参与科技期刊开放获取统一发现平台建设，支持开放获取出版流程规范化、服务集约化。
在外部环境建设方面，政府和科研机构是开放获取运动的倡导者、支持者，要支持开放获取统一发现平台建设，特别是加大对参与平台建设的期刊出版社的资助力度。另外，技术能力也是制约我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出版的因素之一，它使期刊出版社难以进行独立的数字内容生产与运营。开放获取统一发现平台仅仅是接收来自期刊出版社的元数据及全文，但是数据的质量和加工精度仍有赖于期刊出版社，这也是后期能否构建知识服务的数据基础，因此除了资金外还要在技术上对期刊出版社予以扶持，推进科技期刊的数字出版能力建设。
3.完善面向开放获取的政策法规体系
综合国外对开放获取发布的政策来看，内容重点包括两点，一是在出版前端引导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以开放获取方式发布科研成果以及稳定的长期保存，二是在科研成果开放之后的版权制度建设，以约束相关主体之间相互遵守达到利益平衡。
我国目前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虽已发布相关政策，要求项目成果必须存储在相应的知识库当中，但是这种绿色存储方式仍在开放时效上对科研用户形成利用时滞，因此需要从政策层面强制国家资助项目成果的开放利用，鼓励科研成果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在国内期刊，并确保重点知识库存储元数据及相应全文链接在开放获取统一发现平台上的即时提交与更新。
在版权制度建设方面，就整体法律法规建设环境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开放获取资源相关版权问题的支持力度仍十分有限，国际上开放获取资源传播采用较多的办法是遵循CC协议，该协议是为了在作者保留相关版权权利的前提下，作品在满足特定条件情况下便可以被自由复制、传播。总体来讲，面向开放获取的版权制度建设的精神实质仍然是各参与主体间（例如：期刊出版社与作者、期刊出版社与第三方平台之间）的一种利益均衡机制，因此需要优化版权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利益相关方权益关系，从而减少和避免权益纠纷，保障开放获取长久有效地发展，促进知识共享和交流。
四、结语
开放获取是学术界为打破传统期刊运营模式壁垒的一次革命，国外出版界从最初的抵制到目前逐步适应开放获取环境，视开放获取出版为一种新的用户需求，从而实现了从收费模式到产品架构乃至运营管理结构的改变。对我国科技期刊而言，开放获取同样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发展潮流，需要在政府、科研项目资助机构、期刊出版社、图书情报机构等共同努力下优化开放获取生态，在推动科研成果广泛利用的同时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资源中心）
*本文系20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元数据库协同构建机制研究”（19CTQ009）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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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0-10-31
原文链接：https://www.chinaxwcb.com/site-3/info/566709